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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岔河口—天津的发祥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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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本网艺术鉴赏

明嘉靖时汪来在《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碑》中说:“天津无沃田,人皆以贾趋利”。天津水多、沽多、港多、洼多的特殊地理条件,加之海河是南北漕运的大通道,直沽是漕粮的聚散地和转运枢纽,所以从商就成为天津人的特点,天津城市从开始形成,就带有商业性质。

天津的土着居民很少,用《天津卫志》的话说,几乎“凋零殆尽”。所谓“五方杂处,五行八作,率多流寓,商贾凑集”的人文环境,既构成了天津开放的移民城市的特点,又构成了天津开放的多元文化的特征,也构成了天津开放的商业文化的特质。

元代,在大直沽和三岔河口分别建了东西天后宫,所以大直沽和三岔河口,既是政治、商贸中心,又是宗教、文化中心。元代张翥在《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》中写道:“晓日三岔口,连樯集万艘,普天均雨露,大海静波涛。入庙灵风肃,焚香瑞气高。使臣三奠毕,喜色满宫袍。”这首诗,显然也是把漕运的“万艘”,妈祖的“灵风”和商贸的“瑞气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明代以后,罢了海漕,改用河漕;特别是明初天津卫城在三岔河口西南建立,天津的政治、军事和文化中心转向了天津城厢,所以大直沽衰落,城厢和三岔河口一带成为天津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
老城厢除了具有文人文化、民族文化、民俗文化等特征外,还有深厚的官文化根基。这里有天津三卫等50多个明清时期的衙门,上谕、下奏及公文、告示等官文化,便成为天津“四方城”的特殊文化现象。商业活动也打上了这种文化的烙印。比如集市贸易,开始是自然状态的,宣德至成化年间(1426-1487),把城内的集市规范化了,成为正规的5处:鼓楼的宝泉集、东门内的仁厚集、南门内的货泉集、西门内的富有集、北门内的大道集。这些集市经营的商品,一般是衙门所需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,品种单调,限制较多,很难发展。所以弘治六年(1493)又在城外增设了5集1市:东门外的通济集、东门外的宫前集、北门外的丰乐集、北门外西的恒足集、张官屯的永丰集和西门外的安西市。可见,真正商业的繁华区在北门外估衣街和东门外的宫南、宫北街。

估衣街的商贸繁华,得益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优势。估衣街在南运河之北,东口位于三岔河口旁的大胡同,沿南运河向西伸展,一直到马头渡(北大关)。江南来的河漕,必须要经过这里的南运河,然后经三岔河口转北运河运达京师。过往客商和行人,多在这里停留歇息,或者买卖交易,逐渐形成了俗称的马头东街。南运河两岸的纤头、船工、搬运工,为了防寒避冷,也到马头东街一带买一些旧衣服穿,这里成为旧衣服的交易街衢,出现了许多买卖旧衣服的店铺、摊点,买卖双方议价出售;还有穷苦人典当的衣物无力赎回的“死当”,由当铺处理给这里的估衣店铺出卖;外地客商也到这里批购估衣,运回销售。明末清初,这里估衣店铺多达30多家。清道光四年(1824)崔旭写成的《津门百咏》描绘道:“衣裳颠倒半非新,挈领提襟唱卖频。夏葛冬裘随意买,不知初制是何人?”因此这里慢慢被人们称为估衣街。到清同治、光绪年间,“估衣街”的名字,便在书籍上正式出现了。《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》载:“江西会馆,在北门外估衣街万寿宫内。”

估衣街的繁华还得益于交通环境的优势。除了东西贯通的水运以外,这里还是南北的陆路通道。早年是南运河上一个重要渡口,是南北过往行人的咽喉之路,明建文二年(1400),燕王朱棣以“靖难之役”,率兵从北马头渡一带渡河,攻下南京,夺取皇位。永乐二年(1404)在南运河南侧设卫筑城,赐名天津,意为“天子经由之渡口”。北马头渡正好在城北门外不远处。这里曾建有“龙飞踱跸坊”牌楼,以示纪念。在卫城四门中,北门城楼原称“拱北楼”(清康熙时改为“北拱神京”)。雄伟的北城楼是旧时直沽八景之一,有诗云:“百尺高楼拱帝庭,北山秋望入空冥。”城北门和北马头渡成为北达京都、南通江淮的交通要道。所以旧时被称为坦直的“皇路”,所谓“京华大道之直直如发”。

清康熙四年(1665)七月十日,天津钞关从河西务移驻天津,人称大关,划归天津道兼理。关署在北马头渡河北路西、甘露寺旁。据光绪《津门杂记》记载:钞关征收水陆出入货物税银。每年秋令来往商贩云集,出入货物更多,俗谓之“秋头子”。

康熙五十五年(1716),由于来往人多,在北马头渡由天津道朱纲、盐法道宋师曾捐造了浮桥,称北浮桥,因钞关在此,又称钞关浮桥、北大关浮桥。

浮桥是用木船连缀而成,有船经过则开桥,船过以后则闭桥;引桥及搭板也是木结构,能适应每日潮差的变化。

浮桥为清代“天津八景”之一,称作“浮梁驰渡”:“万国轮蹄尽此经,方舟铁锁壮金城。泽梁无禁行人歇,闲听关门鼓角声。”浮桥修建后,北大关一带商贸活动更加繁盛。清人作诗说:“钞关桥上人如鹜,商船打鼓马头住。”

除了北大关浮桥外,南运河至三岔河口,还有院门口、窑洼浮桥。也就是说,当时天津的6座浮桥中,北大关至三岔河口就占3座,可见南运河交通便利和繁华的情景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,浮桥又不适应交通需要了。从清光绪十三年(1887)至上世纪30年代,又将浮桥先后新建、迁建和重修为6座铁桥,大多为开启桥。天津成为大都市中开启铁桥最多的城市。其中4座铁桥在北大关到三岔河的南运河一带。这就是金华桥和金钟桥、老铁桥、金钢桥。特别是金华桥,是天津第一座开启式铁桥。

1887年,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,为了便于到行署的来往,拟把大胡同南端原盐院门口的浮桥改为铁桥。因铁桥不能开启,影响行船,盐道反对,便移建到子牙河上。该铁桥是天津第一座铁桥。1918年三岔河口裁弯取直,金钟河废弃,此后金钟桥迁建于三条石东首刷纸庙南运河上,仍称金钟桥。

漕运之兴,交通之便,北大关至大胡同、估衣街一带商业繁茂长达几百年之久,是早期享誉中国北方的着名商业街。

估衣街商贸繁荣,最主要的在于人气文气的旺盛。明初,除朱棣从这里渡河外,清初,康熙八年(1669)十一月初一日,康熙巡视天津,“驻营销直口,御驾亲入西门,出北门……命渔船打鱼”,康熙皇帝也到过北大关。

乾隆五十三年(1788)二月二十八日、五十九年(1794)三月十三日,乾隆曾先后两次自圆明园来津,策马进北门,出东门,驻跸柳墅行宫,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乾隆自山东回京,四月七日住在天津,留下“浮桥策马过河滨”的诗句。由明至清,至少有三位皇帝四五次经过北大关,这里的人气之旺,实属鲜见。

由于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,所以一些衙门、会馆、文人宅第也建在这里,如钞关之东有督粮厅,督催南运粮船;清初,估衣街沿河一带,出现了许多杂粮店铺,“商贾贩粮百万,资运京、通,商民均便”;这里建了潮帮公所(针市街)、山西会馆(锅店街)、闽粤会馆(针市街)、山东济宁会馆(崇福庵)、江西(豫章)会馆(街南万寿宫胡同)、当行公所(北门外以东)等;北门外还有馆驿楼,上悬“津门重镇”、“畿南要津”匾额。另据传说,小说《施公案》中主人翁施世纶,康熙十五年驻在天津,其行辕就在估衣街归贾胡同北口外。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又开放了海禁,“闽粤潮帮”的商船,放舟北上,到这里停泊,出现了“万商辐辏之盛,亘古未有”的景状,康熙有诗云:“贾船商舶运樯至,贡赆时看集万方”。

估衣街一带的商业活动,是与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。文化中有商业经营性,商业中有文化内涵性。比如十九世纪初期,茶园的出现,就适应了这种商贸活动。早期的戏剧舞台,是不收费的;到了茶园,就成了营业性的戏曲演出场所。但它不收看戏钱,只收茶资,为了便于商贾在这里谈生意,观者围桌而坐,随聚随散,一边喝茶,一边看戏,一边谈买卖。茶园实际是文化与商业的结合体,光绪十年(1884)《津门杂记》记载的4大名园,其中“协盛”、“袭胜”两大茶园在估衣街和北大关。戏班轮演京二黄,梆子腔,色艺俱佳,铙歌妙舞,响遏行云,动人观听,每日宾朋满座。还有茶楼、酒肆、书场,形成了“无事也喧哗”的商贸文化街。

到了清代中叶,估衣街已发展成为一条综合性的商业街了。不仅有林林总总的国货店,也有金粉怪异的洋货局。正如樊彬小令所言:“津门好,水陆好生涯。桂蠹文犀洋货局,天吴古风估衣街,金粉认招牌。”同治四年(1865)着名学者李慈铭携友来津,将估衣街比做苏州繁华的阊门,绍兴热闹的江桥。

早期的天津商业繁华地,除了估衣街之外,还有宫南、宫北街。这里商业繁荣,除了它的地位优势之外,主要是有妈祖文化的生态环境。

“先有天后宫,后有天津卫”。这里的天后宫建于元泰定三年(1326),而福建莆田天后宫建于宋代,台湾最早的天后宫建于明代,从建立时间说,天津天后宫列第二位;从建筑规模说,天津天后宫比台湾的大,虽然不及莆田的,但莆田天后宫却在配殿。天津的两庙不仅在中国内地,而且在海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。而且天后宫门口有祭会的广场,便于花会举行。

明永乐二年(1404),天津设卫筑城,开创了天津城市发展的新纪元,妈祖文化也不断升温,带来了天津人口的第一次爆发性增长,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商机。特别是到了每年旧历三月的皇会期间,除了“善男信女,络绎而来”,还有“香船之赴庙烧香者,不远数百里而来。由御河起,沿北河海河,帆樯林立……几乎无隙可寻”,形成了中国式的“狂欢节”。使得沿街商号生意兴隆,尤其是饮食、旅店以及与烧香有关的各行业,莫不“利市三倍”。

鸦片战争之前,欧洲各国的舶来品就随南船进入了天津市场,在东门外洋货街上专营出售。有庆云诗人崔旭的津门咏为证:“百宝都从海舶来,玻璃大门比门排,荷兰琐伏西番锦,怪怪奇奇洋货街。”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,天津城墙被迫拆除,修成环城的4条马路。东城墙修建的东马路,全长1公里,是一条北连中山路、南接和平路的通衢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环城有轨电车开通,交通十分便利,东马路两侧商铺渐多,至上世纪20年代,店铺已发展到百余家,成为又一繁华商业街。宫南、宫北街与东马路是近邻,有些着名商号,是两街共享。如天津早期官办钱庄———官银号,建在旧城东北角,既在东马路上,又在宫北街北口。两街互相竞争、互相促进,共同影响、共同繁荣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天津商会成立不久,便在天后宫举办了天津第一次商业劝工会,也就是商品博览会,开创了天津商品博览会先河。

1900年“庚子事变”,1912年“壬子兵变”,军阀混战、帝国主义侵略、租界的设立等,这里的商店经营艰难,纷纷向租界迁移,但宫南、宫北商业活动,依然火爆。

天津最大的商业区应属和平路商业街。和平路位于天津市中心,北起南马路,与东马路相接;南至营口道,与建设路相连。东与海河相邻,南北平行延伸,全长2.14公里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,现锦州道以南沦为法租界;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现锦州道以北沦为日租界。20世纪初该路始建,先为碎石路,20年代后,改为沥青路面。其中,日租界段称旭街;法租界段称梨栈街,因法国菜市大街(今锦州道口)有个锦记货栈,以储运泊镇鸭梨驰名,所以称梨栈大街,后改名杜总领事路。1943年日本占领后,南北两段统称兴亚三区21号路;1946年国民政府收复后,以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命名罗斯福路;解放后更名和平路。

清咸丰十年(1860)天津被迫开埠,紫竹林码头建立后,距离和平路较近,它对和平路商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。加上“庚子事变”军阀混战,政局动荡,天津的商业中心转向了和平路一带。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商行(洋行),纷纷向这里迁移。比如日商在租界开设的洋行,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已有21家;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有68家;天津沦陷后,1938年日本接管中国海关税收,日商在天津开设的洋行更是多如牛毛。1943年以前,在旭街的日本洋行就有33家之多,可见其商贸活动的繁忙。

华商等其他商家也不落后,到1930年前后,地近传统商业区的日租界旭街,以及与它成十字相交的福岛街(今多伦道),同它毗邻的南市一带,除了洋行外,还集中了众多的商店、饭馆、影院、戏院、书馆、澡堂、旅店、舞厅、烟馆、赌场乃至妓院等,成了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。尤其是1928年1月,新型百货商店中原公司(今天津百货大楼),在旭街与福岛街交口处建成开业,成为华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大型百货商场。创办人林紫垣、林寿田、黄文谦大有“逐鹿中原”之势。中原公司把南市和梨栈的商业区连接贯通起来,使传统的商业与近代商业接轨和映照,形成了当时天津最大的商业中心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日租界不安全感增加,天津商业又开始向法租界梨栈一带集中,法租界也大兴土木,相继在梨栈大街三个大十字路口建起了多座高大建筑群。这就是天祥市场、泰康市场、劝业场、国民大饭店、交通旅馆、惠中饭店、渤海大楼、浙江兴业银行等,周围的餐饮、娱乐、服务等行业,应运而生,梨栈大街形成新的繁华商业区。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,法租界商店之多已居各租界之首。仅劝业、天祥、泰康三大商场内就集中了商店600多家,可谓汇纳百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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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/7/29 14:23:00,来源:凤凰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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